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基，“三农”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所在。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，已成为新时代做好“三农”工作的总抓手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及“乡村振兴”，并用较大篇幅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系统、周密部署，为“十四五”乃至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期间做好“三农”工作指明了方向。

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，高质量推动乡村振兴，成为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、促进城乡协调发展，有利于推动要素自由流动、加快新发展格局构建，有利于加快生态振兴、推动乡村绿色发展，有利于实现乡村产业振兴、夯实产业根基，有利于优化经济布局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。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，准确把握以下六大关系，对于推动乡村从“振兴”迈向“长兴”，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
城镇与乡村的关系。城镇是社会发展增长极，乡村是社会发展蓄水池，正确处理城乡关系，不仅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要义，也是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举措。长期的粗放型城镇化进程中，城镇元素不断侵袭、蚕食乡村空间，带来乡村生活空间破碎化、生产功能紊乱化、生态环境被破坏等，乡村作为区域农产品供给、污染消纳、休闲空间等的功能大幅减弱；新型城镇化迈入快速发展阶段，城乡发展质量的提升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良好基础，但也面临乡村人口、资源等快速、单向流出等突出问题，制约乡村发展。未来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，应重点从发展规划、制度设计和公共服务配置等方面，消除城乡要素合理、自由流动的障碍，建立健全城乡融合长效机制，积极探索并行不悖、融合互补的新型城乡关系，从“以乡推城”转变为“以城带乡”、“城乡融合”，推动形成工农互促、城乡互补、协调发展、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。但必须强调的是，实施乡村建设行动、加快城乡融合发展，不等于也不会消灭乡村，乡村振兴也绝不是复制城镇建设，而是城乡建设各美其美，实现城乡差异化、协同化发展。

农业与非农业的关系。我国是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，这就对乡村振兴提出了基本要求：推动乡村振兴战略，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为首要前提。当前，中国农业基础还不稳固，表明乡村振兴要建立在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、守住“确保谷物基本自给、口粮绝对安全”的粮食安全战略底线基础上，这也对处理好农业与非农业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随着社会发展和乡村产业的演变，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认为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，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，但这仅表明传统意义上“小农的终结”，也意味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。因此，粮食安全底线约束下的农业现代化，一方面应积极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、黑土地保护工程，发挥集体经济的反哺、引导与提升等作用，坚决杜绝永久基本农田低效耕种、甚至抛荒等现象，进一步稳固农业基础。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也不应拘泥于完全保留传统的农业、农民模样，持续改善、优化农村生产生活条件，积极推动“接二连三”、三产融合、功能多样的现代农业的发展，如：以“互联网+”拓展传统农业生产、经营链条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；利用原乡自然文化景观及资源等优势，开发观光式、体验式的休闲农业；优化农村创新创业环境，引导社会工商资本参与现代农业发展，全面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等等，积极探索多元化的现代化特色乡村振兴样本。

短期与长期的关系。乡村振兴，是一项系统性、长期性任务。部分地区急于求成、将长期战略目标短期化，盲目的“大干快上”带来浮于表象的“振兴”，导致乡村建设用地增加、发展碎片化与资源的低效化利用等，不仅难以培育乡村振兴的长期动力，也与中央的战略目标相去甚远。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实施，应建立在切实摸清自身发展基础、准确研判未来发展趋势等基础上，科学规划、分步实施、质量优先，更高质量地培育乡村发展的内生、长效动力机制。对此，关键在于准确聚焦阶段性任务：短期内严格落实中央“五年过渡期”、“四个不摘”要求，力争高质量完成并有所创新，特别是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硬任务，对现有政策分类优化调整，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；长期保持乡村振兴政策整体稳定，重点在于加快培育、壮大乡村产业，构建乡村内生动力的机制，持续深化产业就业脱贫，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，推动乡村从“振兴”迈向“长兴”。

发展与保护的关系。经济社会发展，也必然带来资源消耗、污染排放等问题。绿色是乡村振兴的前提、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，二者辩证地统一在绿色发展之中。粗放式过度开发、过度工业化的乡村发展，虽然带来乡村居民收入的短暂提高，但也带来了不可逆转的资源损耗、难以修复的生态破坏和无法再现的乡村文化凋敝等，削弱了乡村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。新时代的乡村振兴，应坚决摒弃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道路，将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于乡村振兴全过程，科学适度开发乡村资源、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，发挥乡村独特资源的效用，通过环境宜居性改造、提升乡村的内在价值，使乡村拥有与城镇错位、协同发展的竞争力，探索符合我国现实发展需要的、将“绿水青山”转化为“金山银山”的乡村精明增长路径，全面实现农业更生态、农村更绿色、农民更幸福。

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。乡村振兴，关键在人。城镇偏向型的发展战略，导致乡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的持续流出，造成了农村空心化、农业边缘化、农民老龄化等现象，是乡村衰败最直接的原因。新时代的乡村振兴，决不是资源回流的乡村振兴，而是“走出去”与“引进来”相融合、内部力量和外部资源有机统一起来，以开放视野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。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，培育乡村发展需要的人才、吸引人才流入等，积极鼓励“走南闯北”奋斗精神，支持、引导乡村人口“走出去”学习先进经验，提高自身技能和生活水平，“借力发力”提升乡村发展质效。与“走出去”相比，“引进来”在乡村振兴中显得更加重要：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、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，探索构建城乡同等自信的一体化机制，吸引本村人口回流、引进优秀人才流入等，吸引社会资本流入，提升乡村发展后劲。在此过程中，关键在于加快推动制度创新，制定城乡均衡的发展政策、要素双向流动政策和乡村发展引导政策等，留住外来人、外出想回乡，加快推动乡村振兴强大社会合力的形成。

地域性与区域统筹的关系。“百里不同风，十里不同俗。”表明我国乡村发展千差万别。面对乡村振兴这一国家战略，并不是、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乡村在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等方面实现一样化，差异化、特色化、地域性的“因地制宜”是基本原则，即充分发挥乡村积极性、创造性和区域资源优势等，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模式。处理好地域性与区域统筹的关系，应对不同乡村基于发展现状、战略需求和区域统筹原则等，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、有序推动乡村振兴，即坚决避免一刀切、指标化、模式化：对于高度发达的特色乡村，建立稳定的发展机制和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，做到可持续发展；对于具备条件的乡村，加快城镇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源等向乡村延伸；对于自然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乡村，在大力保护的前提下兼顾发展；对于不适宜居住、生态敏感脆弱的乡村，通过实施生态移民搬迁实现环境修复。特别地，以产业兴旺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，乡村主导产业的遴选，要在区域统筹原则下，既要因地制宜抓好产业选择和培育，更要避免多数以农产品加工、观光旅游、草坪种植、花木培育等为主导的单一化、同质化和恶性竞争现象，致力于建立可持续的产业动态竞争优势培育机制，夯实乡村“长兴”产业根基。